核心提示：1970年陈伯达到“五七干校”视察时甚至问，邓力群死了没有？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，却不计个人恩怨，沈阳二手火车罐出售，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，过去对于陈伯达，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，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，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，但比别人少。

陈伯达 资料图

本文摘自：中国共产党历史网，作者：王梦奎，原题为：《回忆邓力群》，为节选。

1969年6月，《红旗》杂志社的绝大多数人被下放到设在石家庄市远郊北高基村的“五七干校”。村边是几乎断流的滹沱河，河滩上有一个早已废弃的国营林场，十来间简易的砖房作了校部，可容百人的大棚则成为食堂兼会场。那片地方林场时期养过鸭子，村里人称之为鸭子房。大家分散住在农民家里，白天到河滩上平整土地，种植水稻，养猪种菜，开名目繁多的批斗会和学习会。

“五七干校”划分为若干组，军宣队把邓力群、胡绳和其他几个重点审查对象列为“另编组”，编入另册的意思，干脏活儿和累活儿，劳动时间也比一般人更长。邓力群因过度劳累而极度消瘦，胸前两排肋骨凸出。因为《红旗》杂志直接和上层斗争关联，不断挖掘新的斗争对象，搞出新的“反革命分子”、“小爬虫”和“反革命小集团”，邓力群成为“死老虎”。“打倒邓力群”的口号逢会必喊，而批斗他的大会好长时间没有开过，只是不时看见军代表陪着外调人员同他谈话。

在“五七干校”的头两年，几乎没有听邓力群说过话，也没有人敢公开和他说话。陈伯达倒台后，邓力群被允许作揭发批判性质的发言，当然必须结合交代自己的问题。1972年1月上旬，邓力群在大会上讲了整整三个半天的时间。邓力群和陈伯达共事多年，是陈伯达提名并动员邓力群到《红旗》杂志协助他工作的，但“文革”前陈已对邓多有不满，“文革”中更因邓在检查交代中涉及和陈有关的事而引起陈的反感。1970年陈伯达到“五七干校”视察时甚至问，邓力群死了没有？邓力群对此耿耿于怀，却不计个人恩怨，在揭发批判陈伯达的大会上非常坦白地说，过去对于陈伯达，在学问上是恭恭敬敬地把他当老师，在政治上没有怀疑过，在生活作风上有点意见，但比别人少。接着从1956年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、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、1959年庐山会议、1962年的“反右倾”、1964年的“四清”，就自己所经历和陈伯达有关的许多重大事件，什么时间，什么人参与其事，当时是如何考虑的，哪件事做对了而哪件事做得不好，哪些是陈伯达的责任而哪些不是，自己有什么错误和责任，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。邓力群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在说到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修改时，他说陈伯达在孔子的名下加了“这个封建思想家”，在孟子前面加了“另一个封建思想家”，在“实现共产主义”的地方加了“各国人民要经过自己的手，来改造自己的国家”这样的意思。记得如此准确清晰，让大家叹服不已。这是我们那个“五七干校”几年中最长的大会发言，邓力群像是在作报告，大家像是听故事，会场鸦雀无声。人们也由此知道了一些上层决策的情况。

陈伯达和林彪相继倒台后，干校气氛逐渐缓和，学员间开始有些静悄悄的交流。村边有一片树林，雨后邓力群常在那里捡蘑菇。我也喜欢捡蘑菇，有时候趁捡蘑菇的机会和他交谈几句，问过他一些我感到疑惑不解的问题。

有一天我问，运动以来这么多年，对这个人那个人揭发批判，军代表一再动员号召，怎么没听见你发言？他说，运动主要是审查批判我，我是领导，下面人犯的错误我都负有责任，应该是他们揭发批判我，我不能指摘他们。我还问到一些思想理论界和文化界被打倒的人，他从未说过哪个人坏或者政治上不好，只是说某人做过什么好事，写过什么好的文章，遭到麻烦是因为某件事做得不好，或者在性格和工作方法上有什么缺点，要言不烦，都很中肯。

我还问到关于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的问题。1967年5月经高层讨论审定、以《红旗》杂志编辑部和《人民日报》编辑部名义发表的重头批判文章《〈修养〉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》，以这本书在引列宁语录时省略了“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”这样的话，作为刘少奇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。我对这一点有些怀疑，不相信刘少奇和邓力群他们是借此反对无产阶级专政；同时我也不理解，引用列宁语录，何以把这样的话省略了。我问：怎么没有核查一下原文，把话引全呢？他说：是啊，最初发表的时候就是这样引用的，抗战时期这样做可以理解，1962年重新发表应该引全，我们实在是太疏忽了，谁也没有想到把这句话补上。这是邓力群作为当事人对那桩历史公案的一个说明。